边塞文化-论酒泉的边塞文化及其特征

边塞文化是指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边塞文化，形成于古代战争引发的多民族纷争与融合、多地域军旅迁徙、历代移民戍边等原因，综合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周边文化以及多地域文化，构成了多元文化荟萃的边塞文化大格局。边塞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边塞文学作品；边塞文化也始终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不仅对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商贸、文化、交通和民族交融等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更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和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酒泉，自古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等民族混居之地，造就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从斗争走向融合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军事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为特色的边塞文化。

一、鲜明的地域特色

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地域广袤辽阔。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广阔的大漠、戈壁，雪山、绿洲。酒泉又是古代重要的边疆要塞，也是西北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必争的战略要地。区域内的高山、河流、戈壁、大漠、古道、气候、物象，坚挺的胡杨林、骆驼刺，生命力旺盛的沙枣花、野罂粟等，构成了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这里环境严酷、发展相对滞后，人的生存意志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同时，这里古老、神奇、壮丽、蕴藏着有待开发的丰富资源和巨大潜力，充满希望和乐观的前景。无论山川水土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表情达意心灵归宿，也就使得这里的文化必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蕴含着浓郁的边塞情结。

酒泉特有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阳关、古道，成为边塞文学经久不衰的“占据中心”的意象，它最终形成了酒泉边塞文学雄浑劲健的风格。还如，低矮的红柳、坚韧的骆驼客、忙碌的牧羊人、执著的西行客，或是古文化遗址、丝绸之路，显示着生之艰难，又昭示着生之顽强。雪山大漠，荒滩戈壁锻造出它怀抱中的生灵以坦诚的胸怀，坚韧的意志。大漠驼铃、戈壁风沙、长河落日、绿洲驻牧以及胡杨树、骆驼刺、沙枣花、番红花、刺梅花、野罂粟花等不仅成为作家深情咏叹的对象，也成为顽强生存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象征。树直参天，地广人稀，其水土气候造就了人们果断的个性、干脆的语言和相对理性态度。

酒泉又是古代重要的边疆要塞，也是西北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必争的战略要地。区域内的高山、河流、戈壁、大漠、古道、气候、物象等自然景观，在边塞文学中，多被用做烘托战争气氛、衬托战争发生的环境。从先秦时期神话传说，到两汉诗歌中，其质朴醇厚、浪漫热情，鲜明地体现出酒泉的自然特色。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文化交流受到影响，因而文风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唐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边塞诗，最能体现酒泉地域特色。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主要以西北为主。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如边塞诗歌描述空间对象一般集中在边境前沿，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是以以西北历史边塞的自然风光为对象。战争遗留的古战场、城池、边墙、烽火台等历史军事景观，都是边塞文学创作的空间源泉，作者通过对这些历史战争景观的瞻仰、凭吊等，激发创作灵感，产生优秀作品，丰富了地理的文化内涵。如境内纵横交错的长城作为重要的历史战争景观，不但是历史时期保卫农耕文明的屏障，还是一条“战争诗歌之墙”。酒泉历史长期的战争环境，陶冶了地域人群粗犷豪迈、朴质厚重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战争诗作文化风格，与南方在相对和平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绮丽的诗词风格有显明的地域差异。更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边塞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祁连……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山川。[1]出现了岑参、高适、王昌龄、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张籍等一大批描写酒泉的边塞诗人。他们的从军、出塞生活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边塞的壮丽风光，边疆的地理、交通、民俗、民族交往，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在他们诗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等绝唱，显然是以厚实的边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西北边塞的独特环境，造就了其诗歌气势磅礴、雄奇高亢、词彩飞扬、充满爱国激情的地域特色。还有一部分诗人，虽无从军与边塞生活的经历，却对西北边塞心驰神往，以乐府旧题写出新意，把盛唐气象融汇到其边塞诗作中去。这些诗作，令人鼓舞、振奋，千载之下，仍虎虎有生气，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的强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验。酒泉边塞题材诗歌真正兴盛起始于唐代，第一次出现了边塞诗人群，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风格。以后历经宋、金、元、明、清、近现代。这种基本的地域风格，得以传承。风格均粗犷豪放、雄浑强悍、朴质无华、直率厚重，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形成了独特的酒泉地域文风。这种文风是长期战争环境熏陶的结果，是军事与文学的互动。共同特点是激扬高亢、自然流畅，是慷慨激昂、粗犷豪放、悲壮凄楚的英雄史诗，浸透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感。

酒泉边塞文化是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如是说: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 魏、(北) 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2]陈先生所说虽着眼于汉、魏以来五百年间之河西文化，但对河西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文化精神确是一语中的。酒泉边塞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文化精神没有断裂，仍以其浓厚的乡土气息活跃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无论是象征纯洁、润泽、不折不挠的酒泉美玉，还是充满生命激情的敦煌飞天，不管是憨厚、质朴的酒泉人民对自然的崇拜或抗争，还是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都昭示了历史的繁荣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时期以来，吮吸着传统文化乳汁长大的酒泉作家不但继承、发扬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抛弃其糟粕，加之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借鉴，使他们在以倾注了浓浓情意的文学之笔尽情展现酒泉土地的奇美、酒泉人心的善美时，能从多思维多视角观照酒泉文化，使丰富的酒泉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以文学这种媒介传播出去，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为华夏文明的传承添上重要一笔。

二、浓郁的民情风俗

民情风俗，是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是一定人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生活而能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仿效，日积月累，因袭相承的结果，所以风俗具有自然生成的特性。凡是衣食住行、休闲玩乐、人际交往、宗教礼仪、节庆假日、文化心理，乃至生产样式等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行为举止和思想习惯，都可称之为风俗。

酒泉民情风俗浸润下的酒泉边塞文化不容置疑地被打上了民俗文化的烙印。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更甚：一方面，酒泉民情风俗成了边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们为作品情节的推进提供了场景或动力。如唐代出现的大量边塞诗，都生动地描写了酒泉当地的民情风俗。岑参一生两度到河西边疆，前后共五、六年，其间沿丝绸之路，度陇头，穿河西，出阳关，过流沙，体验边塞军旅生活，领略戈壁雪山风光，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积累了大量的边塞素材，为边塞诗的题材、意蕴做了开拓性的贡献，不仅为唐代诗歌增添了光辉，也反映了酒泉的风土人情。他创作的《敦煌太守后庭歌》《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诗歌中，反映酒泉饮食文化的如有牛肉、羊肉、驼肉、酡酥等。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写到炙牛和烹驼：“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玉门关盖将军歌》写到乳制品酡酥“：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特别是《敦煌太守后庭歌》一诗，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艳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种种美味山珍，葡萄佳酿，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的驼酥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酒泉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酒泉的酿酒史和饮酒史很长，饮酒习俗既有漫长而稳定的传统，又流行于各地，无论哪个民族或者政权主宰，饮酒习俗都被保留和强化，逐渐成为境内诸族共同的物质生活习俗和情感表达方式。在边塞文学中，葡萄、葡萄酒以及酒俗备受诗人关注，而大量饮酒诗的特殊风貌和格调则与酒泉独特的酒俗文化景观相契合。不论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是“醉卧沙场君莫笑”等诗句，都体现了酒泉的饮酒习俗。酒泉一带少数民族服饰多华丽繁富，尤其见于乐舞表演，反映这种情况的诗歌为数不少，如岑参笔下的“貂鼠袍”、“貂鼠裘”、刘商笔下的“羔子皮裘”、“狐襟貉袖”等等。少数民族居处多为穹庐毡帐，如岑参、王昌龄的边塞诗中都有描述。而白居易以《青毡帐二十韵》为代表的十余首毡帐诗则具体而微地介绍了毡帐之由来、形制以及自己在毡帐中待客饮宴、生活起居的细节等等。可以看出，酒泉民俗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

酒泉民情风俗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如酒泉当代作家王新军等人的作品中，酒泉民间婚丧嫁娶、过年过节、骂街吹牛、村俗村事儿，无所不及；酒泉民间衣食住行、劳动工具、乡间景物、笑话俚语，俯拾即是。这些酒泉民间风俗的渲染与描绘，无疑为当代酒泉边塞文学作品增加了酒泉的地方色彩，让人在了解酒泉民间生活的同时，获得了美感享受。而李金寿的“禁与忌”“仪式的嬗变”“中国民居” “中国民谣”“百年婚俗”等简直是酒泉民间风俗史，通过作者对“民国年间”“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习俗、生活的描绘，读者不仅看到了酒泉不同时期的民间生活、习俗，更重要地是让读者了解了酒泉，了解了酒泉民间的生活、习俗的演变与发展。而这些习俗的演变，也昭示着酒泉的发展，为作品情节的推进提供了场景或动力，同时也为宣传酒泉、发展酒泉做出了贡献。尽管这贡献是有限的，但毕竟提升了酒泉的知名度，让酒泉更多地出现在网络，出现在媒体上，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酒泉，关注酒泉的发展。相对佛教，民间信仰受区域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就更大，因此酒泉民间信仰有着及其浓厚的边塞特征。

三、多元化的内涵特质

边塞文化自古就不是一种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综合体。酒泉边塞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东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处在不断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中而发展，成为一种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酒泉边塞文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进行自主选择，吸纳来自于异质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酒泉边塞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它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在融合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对话、融合和不断竞争，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使自身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

1.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酒泉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第一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第二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游牧民族，常常以掳掠的形式来弥补其内部人力、物力供应之不足，这样的行为就给周边富庶的农业地带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灾难。农耕民族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同时，还在中原内地与大漠草原之间，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地带，即边塞地带。酒泉地区在历史上就长期担任这一职责，从历代长城酒泉境内从东到西都有分布就可见一斑。因此沟通和防御就成了酒泉历史文化产生地域差异的驱动力。为了达到边塞地带有效的防御，塞内农耕民族力量与塞外游牧民族力量始终在反复交错的斗争中达到融合。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文化的交流。

酒泉因常年受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加之宜耕宜牧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争相抢夺的沃土。汉代以前，酒泉一直是乌孙、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家园，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游牧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汉代设立酒泉、敦煌二郡，酒泉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大量中原农耕人口的迁入逐步改变了酒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酒泉的文化也逐步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形成了汉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并存。由于诸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杂居，出现了由牧业向农业的转化，卢水胡即其一例。汉简中即有“秦胡、卢水士民……田作不遣”[3]的字样，表明这些少数民族受农耕民族影响，已从事定居农业生产。农耕文化以酒泉绿洲和敦煌绿洲为主，占据在各大河流的中游与下游的绿洲地带。牧业文化则沿祁连山麓呈线状伸展，空间跨度大，地理条件复杂多变，民族构成不尽相同。魏晋时期，这种文化的交融仍在不断扩展。在酒泉魏晋时代墓葬中发现的近千幅壁画中，就有犁地、播种、耢地、打场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生产劳动的画面。唐时这种现象更是寻常而普遍，如回纥（后改为回鹘），由于与汉族杂居，其经济活动也转向半农半牧。吐蕃统治时期，酒泉农耕文化明显萎缩，但汉文化自身的优势以及酒泉自汉以来所形成的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使得在形式上和空间上占据酒泉的吐蕃部落，其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改变，唐诗就有“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4]之句。西夏时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一部分党项人开始经营农业。明代是农耕文化在酒泉的再一次大扩展时期，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少数民族由牧转农的趋势更为明显，如从宣德十年（1435）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100多年间，先后有哈密卫、沙州卫、罕东左卫和赤斤蒙古卫等一万多少数民族游牧人口迁居肃州一带，其中大部分被安插在肃州、金塔农区，由官方为其修筑城堡，发给耕牛种子，令其从事农业生产。显然，这些迁入酒泉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已与汉编户之民无甚差别。清代，随着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深入与巩固，由牧转农更是大面积持续发生着，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完全变成了农业户，和汉族一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

在农耕文化影响游牧文化的同时，游牧文化也以自已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样影响着农耕文化。如西汉时迁入酒泉的中原汉族，由于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就显得与关东人“习俗颇殊”。[5]酒泉魏晋墓壁画牧羊图中就出现有汉族牧羊人，而且在墓主的随葬品中，有马、牛、羊等偶像，独不见中原农耕文化中“猪”的形象，说明即使是汉族此时亦受到当地牧业文化的影响，而注重发展畜牧业。此后，农牧并重已成为酒泉居民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唐以后吐蕃文化的强势进入，使酒泉区域文化由农转牧的趋势达到历史上最大的程度。

在长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中，砺练出了酒泉人深层次的情感底蕴：淳朴、善良、憨厚、实在的个性特质；耿直、正义、疾恶如仇的品性；安贫乐道，豁达大度，甘于清贫，不存分外之念，不贪分外之财，不享分外之福，固守做人的本分的平和心态；蔑视权贵，嘲弄豪门的叛逆心理；公平、公正、厚道、讲原则、讲良心、讲信义、坦荡赤诚的人际关系原则等等，这些自古就有的人性特质在他们孕育创造的酒泉边塞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酒泉文化淳厚的情感底蕴。

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酒泉文化不断吸收、同化外来文化成分，从而变得多姿多彩、生机勃勃。酒泉边塞文化就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撞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由边塞文化的培育，构成酒泉边塞文学区别于中原的、富有特色的、多元荟萃性及由此而产生各种文学形式，如汉代的辞赋，唐代的边塞诗，明清酒泉宝卷，直到新时期不断繁荣的各类文学样式，都显示了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多元化的过渡特色。其炽盛、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酒泉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酒泉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2.中西文化的交汇。

先秦时期，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酒泉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原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酒泉，古欧洲地中海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等等也纷纷汇集这里，使酒泉边塞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底蕴。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儒家文化所蕴涵的思想理念，使得儒家文化本身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同化力，决定了它能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适应多元文化的格局，也使各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都能接受其并实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在酒泉设立郡县后，大批中原人士移居酒泉，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儒家文化。西汉末年，中原动荡，不少中原仕人避居河西，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开馆讲学，聚徒授业，把儒家经典带入酒泉，传播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酒泉大地迅速传播开来，最终成为酒泉多元文化的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不如两汉时期那样兴盛，但依然是维系统治政权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文化，受到统治者重视。尤其是在融入老庄思想后，玄学开始兴起，成为当时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在酒泉地域，不管是汉族大姓望族，还是游牧民族豪酋、历代割据政权，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积极推崇儒家思想和礼仪规范。当时，酒泉、敦煌一带学者云集，他们或开馆讲学、倡导儒术，或著书立说，弘扬文史，促进了酒泉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各个割据政权出于安定邦域、维护统治的需要，都提倡儒学，并积极开办了一些公私学校，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任用。到了唐代，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酒泉地域内的官学、私学、寺学和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河西地区的绝对控制，使儒家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儒家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教育形式，它已成为受教育者进人仕途必备的途径，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在儒家文化传入的同时，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陆续传入酒泉，为边塞地带文化的多元，也为异域文化在这一地域孵化、壮大与东传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成果。酒泉境内自西向东，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玉门昌马寺等。而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历来是佛教圣地。寺内的佛像，“或石或塑”，仪态万方。这些洞窟塑像与石塔雕像真实地记录了佛教文化在古代河西走廊地区的流行的盛况。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相激相荡，并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壁画中很多似道似佛、道佛相融的壁画，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结果。从唐代中后期吐蕃占领河西起，直至现今藏文化在河西地区传承不绝，居住在这里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和部分汉族仍然信奉藏传佛教。这种民间宗教信仰在河西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河西汉藏佛教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文化促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作为重要的纽带联接了众多的民族，因而也成为酒泉文学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交互影响和长期并存，使酒泉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3.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酒泉呈现戈壁、草原、绿洲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入居、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传说舜时，就有三苗迁徙三危。三危，即今敦煌一带。商朝时，西羌据河西地。允姓之戎居住瓜州，经营农业及畜牧业。从先秦至汉初，酒泉境内就分布有匈奴、月氏、乌孙等众多游牧民族，后月氏攻破乌孙，乌孙被迫亡居匈奴。而当匈奴强盛又驱逐月氏离开河西走廊。文化空间的相继占用，加速了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史进程。汉代武力拓边，移民河西，置郡设县，汉王朝用行政手段把原本落后的河西走廊纳入到封建政治范畴之中，改变了河西走廊文化的后进面貌。许多少数民族部落这时也相继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行政归属上的一致与文化地域的凝结，从制度上消除了文化之间的隔膜，使不同质的文化由地域对抗走向交流。从东汉末、三国时期开始，由于中原政权的衰弱，加上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在此区域又不断融合，如三国时期的敦煌就出现了“胡女嫁汉，汉女嫁胡”这样的民族融合现象。隋唐时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再度兴盛及在民族平等政策的作用下，酒泉多民族成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露，不但原有民族或部族纷纷进入王朝政治版图，甚至外来民族或部族的文化都在酒泉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唐朝前期，中原的汉文化又一次占据了酒泉文化的主流，由于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多个不同民族继续包容发展，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流，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这种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文化形态，正是盛唐时代酒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重要特征。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地区，并实行吐蕃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又经历了一个“吐蕃化”的过程，因而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酒泉生根发芽。两宋时期，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兴起，其建立的西夏王朝包括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并留下了大量西夏文化的印记。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横扫整个欧亚大陆，酒泉又进入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新时期，曾经活跃在此的多个民族的名称从此在史籍中消失了，说明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彻底；同时，许多中亚与西亚的民族与文化传入我国，特别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在酒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明朝时期，由于明朝与蒙古政权的对峙，在酒泉修筑嘉峪关和长城并屯军，又一次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冲突与隔离。清朝重新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酒泉地域内的主要民族如汉、蒙、回、藏等和谐共处，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民族格局。

历史上，酒泉地域分分合合，统治民族代有更替，促使酒泉文化不断地发生分异与重组。到了现代社会，酒泉仍然是民族聚居地区。除汉族外，共有41个少数民族。其中，肃北蒙古自治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县分别聚居着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既坚守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生存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观念上又有许多统一的内容，这一切构成了多元并存、杂陈纷出的文化格局。这多元并存的民族融合，也体现在了酒泉的文学创作中。除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本民族文化作为创作的源泉，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外，在汉族作家的作品里，也反映出在多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友好相处，既有相互融合交汇的相似之生活方式，又有具有鲜明民族信仰的相异之风俗习惯。新时期以来，吮吸着传统文化乳汁长大的酒泉作家不但继承、发扬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抛弃其糟粕，加之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借鉴，使他们在以倾注了浓浓情意的文学之笔尽情展现河西土地的奇美、河西人心的善美时，能从多维性视角观照河西文化，使丰富的河西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以文学这种媒介传播出去，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使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得以展示，也为酒泉建设文化大市的宏伟蓝图添上重要一笔。